关于人民法院的《宪法》定位，由现行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但是，因引起行政收费的原因是行使职权和提供公共服务，它们具有国家垄断性，所以，合同法调整没有法律基础。如《黑龙江省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实施收费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非企业组织以及代行政府职能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其他单位(以下统称收费单位)。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页。本质上，特许是一种政府的规制工具，而不是政府经营国有资产并使其保值、增值的手段。即在行政机关管辖区内，只要符合法定条件，行政相对人就有交纳受益费的义务。所以，为了公正分配社会财富，申请人从事这类经营活动，除了依法纳税之外，行政机关还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申请人收取特许费。[21] 与征税的根本区别在于，收费具有有偿性的特征。

(三)征用 作为一种国家使用非国有财产的特殊情形，行政征用是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通常是紧急情况下)需要，依照法律规定取得非国有财产的使用权或者招募劳务，并给予财产补偿的一种行政决定。江利红：行政收费范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28页以下。[54] 这些主张初衷是好的，但没有被接受，党的领导问题还是按照彭真的意见表述的。

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83] 项淳一：《关于学习宪法的几个问题》。中国不存在威胁共产党领导权的政治党派，党应强调精神领导而放弃权杖领导。顾昂然在前述1985年的立法工作干部培训班上则明确说：有的同志讲，序言有没有法律效力？序言是有法律效力的，序言里规定了一些根本的问题，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怎么能说没有法律效力呢?[86]按照顾昂然的说法，党的领导当然有法律效力，但他没有回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效力以及如何体现这种法律效力。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所以，各方面在讨论要不要写党的领导的同时，也在紧张地思考和权衡不同的表述方式。

如果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写，就可能出现1975年宪法中公民有服从共产党领导的义务这种极不正常的规定。他说，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入手。说到底，这三种方式实际并不是什么领导权，而是一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在前面所说1981年3月1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整理的地方对修改宪法意见的简报上，彭真留下了多处笔迹。但通读这个讲话就会发现，叶剑英强调修宪的必要性，是从国家领导体制和国民经济体制，特别是从国家民主化的重大进展和进一步民主化的要求出发的，没有提党的领导。第二处表述是序言的第四段落：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事业的核心力量。  二、表述的方法和艺术 接下来的问题是，采用什么方式在宪法中写党的领导。

彭真是党内深谙民主法制规律的杰出政治家，他在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对党的领导方式是一种表述，但在其他场合又时有并非一致的表述，决不可能是他的疏忽和未加深思。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

[46] 1982年宪法修改档案。这里有必要回头专门分析上述楷体字中彭真对党的领导方式具体种类的表述，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1982年3月9日、10日，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民主党派的孙起孟委员就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它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在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完全得到肯定，但这不等于说，在宪法中不需要用明文给以明确的反映。[80]他的这个表述既可以理解为，1975年宪法关于党的组织领导的这些规定，是过去的事实，现在写在宪法里就不符合国家体制了，因此不能写。1981年10月3日上午，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225会议室召开，他就在会上说： 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批一个电影‘苦恋，那么不一致，表现思想界对‘四个坚持并不一致，有分歧，党内党外都不一致。1985年11月24日，彭真在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时说：新宪法与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是完全一致的。从历史背景和史料分析的角度，对宪法中党的领导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1982年4月22日关于宪法修改草案说明中所列举的党的领导方式，显然不包括组织的领导，但他在其他情况下所说的民主集中制、党对党员下命令、党对国家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以及对国营工厂中行政领导人的任免，则是完全的和明确的组织领导。

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肯定无疑的。这样，只有写在序言中可能才是比较适宜的。

第二种和第三种领导方式，讲的就是党的群众路线。[47]在首页关于党的领导方式一段的左侧写道：务虚会议，以实定虚，[48]意即写党的领导，不能搞成务虚会议那样，而要以实定虚，从事实中得出结论。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而说完上面的话，张友渔随即说：党的领导是政治上的领导，不是组织上的领导。

彭真认为，写党的领导，只有将道理寓于事实中，以理服人，才能统一思想。第二，靠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些被命令的党员又是权力机关或者政府的组成人员和工作人员（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党员），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双重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党对党员是要下命令的这一领导方式还符合立宪原意中的领导方式吗？而这种命令一旦违背了宪法和法律又怎么办呢？ 第三，关于中央军事委员会问题。宪法序言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不是写主张，不是写人民应当如何，而是叙述历史事实，说明四项基本原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中国人民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

[93] 参见新华网2013年11月27日的相关报道。为什么要在宪法中取消党的领导？孙冶方以惊人的勇气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进行思考，提出以下三个理由： 一、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应该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他说：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问我：宪法‘序言有没有法律效力？我说，宪法‘序言是有法律效力的，只是宪法‘序言对四项基本原则使用的是叙述性的语言，不是规定性的语言，在适用时就有灵活的余地。对立宪原意中这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彭真在宪法通过后的不少场合都曾反复强调。

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

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的领导 八二宪法 。是靠广大党员的带头和模范作用。从前面的叙述可以发现，1981年的第五次讨论稿和此后几个月的修改稿，都曾力图对党的领导方式做明确的界定，但彭真将重点确定为写历史，用历史来说明党的领导的合法性来源，而领导的内容和方式最终被淡化回避了。[31]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坚持党的领导所以能写进1982年宪法，是邓小平是在两种思想激烈交锋中做出的坚定的决断，而彭真实际是邓小平这一主张的支持者、贯彻者和发挥者。

[69]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第327页。尽管有时也说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实质上是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令人欣慰的是，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这是落实宪法序言中党的领导的一个重大的措施。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序言只是作为历史过程来表述是不够的，应在宪法中庄严地作出明确的规定。

党的领导做到这样，我相信基层工作的许多困难就可以减少，可以克服。  摘要:  1982年宪法制定时，对于是否要写党的领导，在政治、思想领域曾经有激烈的交锋，因为邓小平的决断，党的领导最终由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写入宪法。